“个性化”的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草案简评

吴 越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博导

本文的完成得到了欧盟的资助（中国欧盟法律和司法合作项目基金编号PMO/DF/02/006）。本文的观点由作者自行负责，不代表欧盟立场。
This document has been produced under financial assistance of European Union（EU-China Legal and Judicial Co-operation Programme ref. PMO DF/02/006）. It is under the sole liability of the author and can under condition be regarded as representing the posi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本文目次
引言
一、 有限公司的股东最高人数
二、 对股权继承的限制
三、 有限公司章程的特征与示范法
四、 有限公司出资方式立法的微调
五、 有限公司的表决方式与股东会召开方式
六、 划分有限公司规模的标准与董事、监事制度
七、 有限公司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的权限

引 言

由“公司法修改”研究小组完成的《中国公司法修改草案建议稿》即将公开发行（王保树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以下简称草案）。笔者有幸较早地阅读了这个草案的一部分条文和立法理由说明，读后觉得这个草案基本上达到了王保树教授(草案主要设计人)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的目标，即致力于提高公司法的可操作性和可诉性；尊重公司的自治，适当增加任意性规范。
草案共十一编316条，与现行公司法相比，主要是增加了总则规定，在有限责任公司一编中设专节增加了一人公司规定，此外草案也基本上采纳了笔者初步起草的对关联企业与企业集团的规定并专设第七编。
本文侧重谈谈草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第三编，第173至200条，初稿设计人赵旭东教授）。正如研究小组所强调的那样，草案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方面强调了有限公司兼具人合与资合色彩的性质。应当说，与现有的公司法规定相比，草案对有限公司的规定更加突出了公司章程的自治性质，可操作性也更强了。尽管学界近年来已经结合世界潮流就公司法属于强行法或任意法(管制与放松管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但是笔者看了这个草案之后，才真正看到了介于强行法与示范法之间的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的真实画面，可以说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专家草案。
草案在保留现有公司法及相关规定中已经得到实践验证的法律条文之外，大量地借鉴了国外的立法经验，几乎每个条文后面都列有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国家的相关法律条文和港澳及台湾地区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一些主要针对国内公司法实践而设计的条文，研究小组也做了详细的说明，让读者一目了然。因此，笔者认为，这的确是一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草案（王保树语）。笔者对“公司法修改”研究小组在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下以严谨的态度编写草案的奉献精神充满敬意。
不过，笔者也发现，草案中个别地方仍然存在改进的空间，尤其是在充分体现有限公司的本质特征以及如何体现有限公司适合小型企业形式的方面。还有在提高有限责任公司法的可操作性方面，也存在微调的余地。笔者主张制订单独的有限责任公司法草案，以充分体现有限公司的特征，发挥股份公司与有限公司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同作用（现代法学2003年2期），现在看来，尽管可以在一部法律中对有限公司和股份进行既统一又区别的规定，但是应当尽量防止在结果上出现有限公司成为股份公司附庸的情形，例如台湾学者在台湾公司法修订后已经出现过有限公司存废的争论（ 【台】林国全，台湾地区有限公司法制之探讨与应有之修正方向，载王保树主编，全球竞争体制下的公司法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484页），原因就在于改革之后的台湾有限责任公司越来越接近闭锁型股份公司了。笔者看到，研究小组在起草过程中已经刻意突出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的区别，但是在某些方面，这种区别仍然不是很明显。以下是笔者阅读草案中有限公司规定后的一些不成熟的感想，唯愿一切关注公司法修订与改革的人士，都积极参与到讨论中来，因为：
任何改革都伴随着思想的碰撞，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

一、有限公司的股东最高人数

草案第第174条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由一个以上50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
承认一人有限公司并专节规定一人公司是草案的亮点之一。不过，草案仍然将股东人数限制在50个以下是值得商榷的，建议取消股东人数限制的规定，理由如下：
首先，将来的有限公司将以私人投资者为主，尤其是夫妻性质的、朋友性质的或者家族性质的小型有限公司将占相当的数量。而股东人数少正是有限公司的特征。由于草案降低了有限公司的最低法定资本，仅3万元，加之草案承认了折中授权资本制并允许非现金出资，因此在将来私人出资人设立有限公司新时几乎都不太可能超过50名，因为按照草案第176条规定推算，出资人只要拿1万2千元现金作为第一笔出资就可以注册有限公司，如果分摊到50个股东头上，也就是每个股东仅出240元就可以了。因此，从设立法的角度看，已经没有必要限制最高人数，这是理由之一。
因此，有限责任股东超过50人的情形，主要出现在公司设立之后。从中国的国情看，由于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而形成的有限公司中职工股份的存在，使得目前的经过改制的有限公司中股东人数超过50人的现象较为普遍。正是因为现行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最高人数的限制，才导致实践中改制公司存在很多问题。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在改制公司进行设立登记时，由于有的工商局严格按照有限公司股东人数限制的规定办事，使得公司的职工股东不能记载于登记时需要提交的股东名册中，导致这部分职工虽然享有收益权（凭借公司内部的股权证书）但无法正常行使表决权，加剧了这部分职工股东与现行董事会的矛盾；尤其时在换届选举董事会成员时，情形更是如此。根据笔者的调查，仅在重庆市渝中区的改制企业中，存在上述问题的远不只一家，可见问题的普遍性。如果取消限制，将有助于缓解这个问题。
第三，随着私人性质的，尤其时家族性质的有限公司的增多，若干年后，必然发生因股权的世代继承而自然增加股东数量的现象，这在西方国家尤其如此。况且草案的第183条明确承认了对股权的继承权。可以设想，一个家族性质的有限公司经过若干代人的继承，必然会出现股东人数超过50人的现象。
第四，从欧盟的情况看，法国、爱人兰、卢森堡等少数国目前还有限制股东最高人数的规定。德国也曾经规定，一旦有限公司股东超过50人，应在规定期限内改组为股份公司。但是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取消了这一规定。理由在于，法律不能强制一个有限公司改组为股份公司，即使是合伙企业，也应当允许其成长为大企业，换言之，有限公司虽然主要是为小企业而设计，但不意味着大企业就不能采用有限公司的形式。
第五，有限公司达到了大公司的规模，例如大型股份公司的规模，则可以按照公司大小的不同严格其内部管理制度与财务制度，及其要求增加职工董事或监事（参见草案第191条和190条和下文分析）。那么大企业与小企业的标准是什么呢，从国外的立法经验看，判断公司大小的标准主要不是股东人数，而主要是
（1） 公司的注册资本，例如超过100万元时；
（2） 公司的年销售额或营业额，例如超过500万元；
（3） 公司雇佣员工的人数，例如超过200人时。
这个标准，比起“规模较大”或者“规模较小”等随意性较大的标准而言相对客观一些，易于操作。根据这个标准，就可以具体的要求那些公司可以简化会计制度，那些公司应当增加职工董事或者监事了（详见下文）。
总之，笔者认为取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最高人数限制将更加符合公司法修改小组确定的公司法改革目标，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反之保留限制性规定将不利于改组公司和公司股权的继承。

二、对股权继承的限制

草案第183条规定，“继承发生时，除非股东持反对意见，死亡股东的继承人当然成为公司股东。股东持反对意见的，按本法规定的股权转让规则办理”。
草案新增了关于股权继承的规定，无疑是充分考虑到了国内的公司法实践和国外的立法经验。但是草案规定股权继承时若股东持反对意见则应当按照股权转让规定办理的做法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首先，按照一般的理解，股权是财产权，属于绝对权利，而不是债权。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法院的判决，对股权的继承权不能被剥夺。因此，股权的继承也应当与其他财产权的继承一样，充分尊重权利人自己的意愿，不能简单地因为第三人的异议而剥夺权利人的意愿，这个意愿就体现在公司的章程或者死亡股东的遗嘱中。若死亡股东未立下遗嘱并且公司章程未约定，则只能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而不能有第三人意志的干涉。
其次，在公司章程未作约定的前提下，实践中股权的继承权人也的确存在与其他现有股东不合的例子，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经营甚至公司的存亡。现在具体分析一下。
若死亡股东占有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且继承权人也继续成为大股东，而该继承权人或其法定的监护人无力或无意经营公司，则大致出现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则是继续让公司存在，为此又分两种情况。首先，在保留股东身份的前提下，若继承权人或其监护人信任现有的某个股东，则该股东可能被任命为业务执行人（执行董事），若不信任现有股东，则可能委托第三人来作为执行董事。第二种情形就是继承权人将股权转让给现有的某个股东或第三人，以得到一定补偿为前提退出公司。第三种情形就是继承权人借助于表决权优势通过股东决议解散公司并进行清算。解散公司和任命第三人经营公司也许不是维护公司自身长远发展的好办法，但是这样做是对继承权的尊重，而不能因为小股东有异议就剥夺对股权的继承权。
反之，若死亡股东系小股东，情况正好就反过来了。这时的继承权人根本无法对抗继续留在公司的大股东。若大股东对继承权人的股东身份有意见，则继承权人自己一般也不会选择继续其股东身份，因为大股东完全可以通过一些行为将其排挤出去。若仅仅是其他小股东对继承权人的股东身份有异议，而大股东没有异议，则更不能因为该小股东有异议就剥夺其继承股权的权利。可见，股东的异议权是否真正能够有利于公司的管理与公司自身利益，本来就时值得商榷的。
浅谈交通事故的认定
邱哲儒 滕风武
摘要：交通事故的认定，尤其是事故中的责任认定牵涉到交通事故中各方当事人的利益。2004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做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可复议也不可诉。笔者认这此的规定阻碍了当事人法律救济途径，影响了当事人利益取得的预期并阐述自己的理由。同时，笔者对交通事故认定的处理提出自己的一点意见，仅是初探，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字：交通事故，交通事故认定，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一． 《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前后，交通事故认定的对比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前，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时，一般参照１９９１年９月２２日国务院令第８９号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重新认定申请书后三十日内，应当作出维持、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８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自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起开始施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 。《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5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过调查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当事人逃逸，造成现场变动、证据灭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三）各方均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
通过法条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新规定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新特点：1、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名称上没有原来的“责任”二字；2、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再确定赔偿义务人；3、某些案件中，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可以不载明责任认定与划分；4、《交通事故认定书》仅仅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发生状况的分析和认定，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所以当事人不能就《交通事故认定书》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二． 新的交通事故认定所引发的争议

观点一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事故认定的新规定是立法的一大进步。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处理事故的一种证据，不具有强制力。而且认定书未具体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更没有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不能复议，也不可诉。同时，新规定使交通事故认定书更具有客观性和透明性，并维护了司法的权威性。首先，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做出交通事故认定时，应当严格以交通警察对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而收集的证据和有关专门机构做出的检验、鉴定结论为依据，不得搀杂主观判断或者其他间接证据。这从法律上确保认定书的客观性；其次，人民法院是确认证据合法性合理性的司法机关。新的交通事故认定将事故认定书作为民事证据的一种，它并不具有高于其他证据的效力，其是否合法、真实，是否具有关联性，应当由人民法院在质证、认证过程中进行审查。对公安机关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纠正。人民法院认定当事人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责任大小时，认为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确有错误的，可以不予采纳。
观点二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事故认定的新规定阻碍了当事人救济的途径。将交通事故认定界定为不可复议也不可诉，这是某些权力机关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责任的结果，有悖于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1、《行政复议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做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和《行政诉讼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见，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认定从法律属性上看，是一种可复议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首先，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机关做出的，主体适格；其次，交通事故认定是对特定的交通事故，就特定的当事人做出；再次，它实际上影响到相对人的权益；2、新法取消了旧法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的申请上级机关的重新认定程序，从而使行政机关失去了一个自我纠错的机会，也使得当事人失去一条寻求合法权益保护的途径。在现代法治国家，权利救济的途径和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司法救济不一定是解决包括行政争议在内的各种纷争的最佳途径，行政救济因其专业化、效率高等优点而倍受重视。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救济中的一个重要方式，通过上级对下级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在合法性和合理性方面进行检查，可以更为有效地解决纷争；3、当事人对事故的认定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使当事人失去一个司法救济的机会。众所周知，权力有着被滥用的天然属性，没有制约的权力，必将肆无忌惮。尤其是进入行政国家，行政权渗透到公民生活的各个角落，对行政权的行使进行制约已是共识，行政诉讼就是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进行控制的一种重要方式。所以，将交通事故认定这种具体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可行的，也是应该的。

三． 对交通事故认定办法的一点看法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在人民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中确定当事人民事责任的重要证据，也是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的一个重要依据。虽然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必须根据某一具体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案件的全部证据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做出认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一般直接作为认定民事责任证据采用。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际情况，如何保证交通事故的认定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笔者认为，把事故认定纳入复议和行政诉讼范围，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为给予当事人选择的权利，就给予了公正的预期。但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种种问题：
1.认定交通事故责任需要掌握专门的交通知识，具备一定的交通技术分析水平，就目前而言，只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拥有这种技术力量。法官很难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难以对事故认定进行审查。
2.即使能对事故认定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也难以做出合适的判决。因为在行政诉讼中，法官以审查行为主体、程序和适用法律的合法性为主，对实体内容的合理性（除严重不合理）一般不作审查。
3.如果仅就事故认定提起复议和行政诉讼，客观上增加了行政、司法机关的工作量，使用不当易造成当事人诉累。
针对以上的问题，笔者就当前交通事故的认定提出几点建议：
1.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做出事故认定书前，应当给当事人陈述申辩的机会；对于重大的交通事故的认定，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现在行政的开放性和透明性已深入民心，行政部门和民众互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于交通事故认定的操作不是很透明，作为当事人只能等待结果，这加剧了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公正性的怀疑。因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做出事故认定书前，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对事故发生的陈述，对事故责任分担的申辩，必要时可以组织当事人对事故的过程进行讨论分析，这样可以尽可能的听取当事人的有益建议，也可以给当事一个说理的地方，从而使最后的事故认定书能以理服人。如果是重大的交通事故（如重伤一人）以上，可以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在听证会上可以请专家对事故的发生进行分析解剖，对事故责任的分担进行阐述和建议，并对当事人的所提的问题进行回答。同时当事人也可以进行申辩和质证。
2.细化交通事故中各部门的分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事故现场的取证，记录下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具有资质的专门机构对事故的责任进行认定。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二、七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事故现场的客观事实的记录者，对于交通事故的相关技术性问题，如当事人的生理、精神状况等专业性较强的检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委托专门机构进行鉴定。从这一点上来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并没有将事故责任的划分列入专业性的问题，而是将这个问题交由自己来处理，这是一种类似于即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行为。再加上新的事故认定是不复议也不可诉，更使得这种的事故认定的公正性让人怀疑。如果能将责任认定的部分从原来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职责中剥离出去，即可以解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愿当被告的意愿，也让当事人有更多的选择。也正是因为给予当事人选择的权利，就给予了当事人公正的预期，让当事能充分的感受到司法公正。
3.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引入专家证言和陪审制度。
前面我们已经阐述过，交通事故的认定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人民法院的法官难以分析交通事故的成因和结果。因此，在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时，可以聘请交通事故方面的专家出庭作证。专家可以依据交通警察对事故现场收集的证据和有关专门机构做出的检验、鉴定结论进行分析，作出中立的判断。同时，专家参加庭审，接受当事各方的质证，对各方的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从而在最大程度化解当事人因责任分担的而起的予盾。 另外，法院可以聘请一些资深的专家担任陪审员，直接参与审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专家陪审员通过庭审以及和当事人及法官的沟通交流，对于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分担作出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判断。
综上所述，交通事故的认定，尤其是责任的认定牵涉到当事各方的利益。目前法律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不可复议也不可诉的规定影响了当事人利益取得的预期。笔者就对交通事故认定的处理提出自己的一点意见，仅是初探，以期抛砖引玉。
参考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释义》，李忠信、周晓红主编，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2．《交警执法疑难案件评析》余凌云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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