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唆同案犯虚假供述是否构成妨害作证罪

　　　　　　　　　　　　◇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 萍



【案情】

2011年5月23日21时许，被告人甲、乙、丙、丁在上海市蕴川路1800号“福人市场”门口附近，因琐事与被害人戊、己发生口角。嗣后，甲、丙打电话询问被告人王某某是否要殴打戊、己，在得到同意后，甲、乙、丙、丁分别持砍刀、铁棍、木棍等械具对戊、己实施殴打，致戊脾脏破裂并手术切除，经鉴定构成重伤；致己头皮创伤，经鉴定构成轻微伤。案发后，被告人王某某指使甲于2011年6月28日至公安机关作伪证，谎称所有犯罪行为系甲一人所为。

对于被告人王某某及甲、乙、丙、丁构成共同的故意伤害罪，无不同意见；但对于被告人王某某指使同案犯甲包揽罪责、包庇同伙，向公安机关作虚假供述的行为是否构成妨害作证罪？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公诉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等均有不同意见，分歧较大。

【分歧】

妨害作证罪是1997刑法规定的一个新罪名，刑法第三百零七条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从罪状的表述内容来看，该罪的犯罪主体、行为方式、行为对象都相当宽泛。该罪的主体在条文内容上没有作限制，那么是否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一种观点认为，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非法手段妨害作证的，也构成本罪。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一般的嘱托、请求、劝诱等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以妨害作证罪论处。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并不缺乏期待可能性，宜认定为妨害作证罪，但可以从轻处罚。然而，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使同案犯作虚假供述的，是否构成妨害作证罪？即本文案例中的情况，王某某指使同案犯甲包揽罪责、包庇同伙，向公安机关作虚假供述是否构成妨害作证罪？

【评析】

笔者认为，王某某指使甲包揽罪责、包庇同伙，向公安机关作虚假供述不能构成妨害作证罪，理由如下。

1.现代刑事诉讼理念容纳被告人不必自证其罪

刑事诉讼不再是单纯地强调打击犯罪，而是要求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并重，强调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为了保障这些理念与原则的贯彻落实，有些国家规定了沉默权制度，我国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沉默权，但是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既然现代诉讼理念不得强求任何人自证其罪，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只能在于控诉方，那么，任何人犯罪之后的不如实供述，甚至进行一定的掩饰和隐瞒是无可厚非的。既然被告人没有如实供述的义务，无义务则无责任，被告人的不如实供述就不应当产生刑事责任。文中所涉案例，王某某与甲原本属于共同犯罪，虽然王某某唆使甲包揽罪责、包庇同伙，但是，由于我们不能要求犯罪人必须要如实供述，那么我们也就不能期待共同犯罪人之间必须互相揭发、如实相告。王某某的指使行为以及甲向公安机关的虚假供述行为本质上属于共同犯罪人的不如实供述，因此，他们的教唆虚假供述以及虚假供述行为不可能产生刑事责任。再说，刑事诉讼法规定，光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不得定罪量刑，定罪量刑的前提是证据之间能够形成锁链，具有证明力。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必须广泛收集证据，被告人口供只是证据种类之一，证据种类还有书证、物证、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视听资料等等，共同犯罪人的不如实供述，并没有阻碍司法机关从其他渠道搜集证据，共同犯罪人之间的相互隐匿与阻碍证人作证、阻碍被害人陈述、阻碍鉴定人作出鉴定结论不具有等价性，前者属于一种不如实供述的行为，不能享受坦白的优惠待遇，而后者是阻挠司法机关获取相关证据，妨碍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

2.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表明不如实供述不必另外构罪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历来是我国刑事司法政策，“坦白”行为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只是一种酌定量刑情节，但是，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坦白是非常明确的法定量刑情节了，对于坦白行为，可以从轻甚至减轻处罚，那么，对于不坦白是否需要从重处罚？对于虚假供述是否还构成其他犯罪？笔者认为，不坦白作为坦白的对立面，一方面不能享受从轻或者减轻的待遇，另一方面如果还被从重处罚的话，其实是对不坦白行为双重从重了，其不合理性显而易见。坦白是指如实供述，不坦白无非是指不如实供述，不如实供述既包括默不作声，也包括虚假供述。在本案中，王某某与甲、乙、丙、丁实施共同犯罪，事后王某某指使甲向公安机关虚假陈述所有行为系甲一人所为。对于这种指使虚假供述以及虚假陈述的人无需数罪并罚。因为，既然如实供述是一项法定的从轻甚至减轻处罚的情节，那么不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不能享受这种从宽的待遇，不必从重处罚，只需按照基准性量刑即可，更加不能对不如实供述的行为另外定罪，定性为妨害作证罪或者窝藏、包庇罪。在本案中指使他人虚假供述的王某某除了承担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之外还被定性为妨害作证罪，其实是对其不坦白的行为另作评价了，王某某的不坦白受到了双重从重的评价。如果王某某还另外构成妨害作证罪的话，那么进行虚假供述的甲难道还构成窝藏、包庇罪？一致的观点是甲的虚假供述行为不构成包庇罪。但是，真正进行虚假供述的甲不另外构成包庇罪，而教唆他人虚假供述的王某某反而构成妨害作证罪了？从社会危害性角度考虑，实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比教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轻。因此，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甲不构成包庇罪，王某某也不应当构成妨害作证罪。

3.期待可能性理论应当包容当事人的虚假供述

期待可能性是指在行为时自行为人外部环境和条件来考察，能够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人在行为时具有选择为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则具有期待可能性，因而有非难可能性；如果行为人行为时没有选择为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即无期待可能性，则行为人即使选择了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亦不负刑事责任。我们很容易理解的是，在单独犯罪情况下，行为人犯罪后潜逃躲避、向司法机关作虚假供述，甚至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等都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受处罚，因为很少有人在实施犯罪以后愿意坐以待毙的。单独犯罪的情形如此，共同犯罪也一样。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人具有共同的故意、共同的行为。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本质上共同犯罪是一个整体。共同犯罪人在作案时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是一个统一体，作案后不被发现也是共同犯罪人的共同利益。不难理解的是，共同犯罪的犯罪分子在犯罪以后建立攻守同盟，共同抵赖，相互包庇的，这样的行为无异于单独犯罪作案后的潜逃和隐匿，也可以理解成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必受罚。那么，稍稍有些变化的是，在共同犯罪情形下，有一些同案犯指使其他同案犯作虚假陈述，而另一些同案犯作了虚假陈述，是否有的构成妨害作证罪，有的构成窝藏、包庇罪呢？笔者认为，按照期待可能性理论也不应将这样的行为定罪量刑。其实，前面罗列的这些情形尽管形式上有异，但本质上趋同，都是不如实供述，不管是单独犯罪，还是共同犯罪，不管是建立攻守同盟，还是包揽罪责、包庇同伙。如果建立攻守同盟、共同抵赖不能被认定为构成妨害作证罪或者窝藏、包庇罪，那么，指使他人包揽罪责、包庇同伙的行为更加不能认定为妨害作证罪了。因为，部分人承认罪行比全部抵赖无论是性质上还是程度上都不会更严重，如果全体抵赖被认为缺乏期待可能而不构成犯罪，那么部分承认、部分抵赖的行为怎么可能反而构成犯罪呢？而且，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后自行藏匿、向司法机关作虚假供述，甚至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等等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受处罚，以比正犯犯罪性低的教唆形式，即指使同案犯作虚假供述怎么可能反而构成犯罪呢？尽管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1款设置了妨害作证罪罪名，这个犯罪中的“指使他人作伪证”可以看做是将部分伪证教唆行为正犯化，但是，这里的指使人和被指使人不应当是共同犯罪的同案犯关系，否则就违背了期待可能性理论，而且会轻重倒挂，违背常识、常情和常理。
假结婚与假离的认定和处理

王礼仁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姻无效只有四种情形，即：1、重婚;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到法定婚龄的。可撤销婚姻一种，即被胁迫结婚。
　　但现实生活中，涉及婚姻效力或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情形远远不止这些。如他人代理或冒名顶替进行婚姻登记的婚姻效力问题；借用他人名义或身份证结婚效力问题；使用虚假户口虚或假姓名或登记姓名错误的效力问题；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登记的婚姻效力问题；隐瞒真实身份等欺诈结婚效力问题；结婚证手续不完善或证件不齐全的婚姻效力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主要违反结婚登记程序，所涉及的是婚姻成立与不成立问题。对此应当如何处理，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有一章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在此不再赘述。
　　这里说要讨论的主要是既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婚姻，也不属于违反结婚登记程序的假结婚、假离婚的处理问题。
　　所谓假结婚、假离婚，是指双方当事人没有真正结婚或离婚的意思，但形式上已向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了结婚或离婚登记的行为。假结婚、假离婚，实际上就是没有结婚或离婚的真是意思，在民法上属于虚假意思表示。因而，要了解假结婚、假离婚的效力，必须了解虚假意思表示的效力问题。
　　虚假意思表示，又称“意思表示不真实”，是指当事人故意将真实意思隐藏而作虚假表示。故意虚假意思表示，包括心中保留与通谋虚假。何为“心中保留”，因其称谓不同，而有不同的表述。在德国，称心中保留为“意思保留”或“真意保留”，谓表意人自知其非真意，故而为非真意之意思表示。台湾地区学者史尚宽认为，“称为心中保留者，谓保留真意于心中，而未与相对人通谋也”。 [1]我国大陆有学者称心中保留为“真意保留”或“单独虚伪表示”，指行为人故意隐瞒其真意，而表示其他意思的意思表示。 [2] 所谓“通谋虚假”，又称虚伪表示、伪装表示或假装行为，指双方当事人均为虚假表示，并有通谋的事实，即双方合谋，共同使其意思表示不真实。
　　关于心中保留与通谋虚假的效力，在外国的民法中有明确规定，如德国民法第１１６条 、第１１７条分别对“真意保留”和“虚假行为”的效力作了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6条（心中保留）、第87条（通谋虚假）也有规定。根据德国和我国台湾“民法”的规定，对于“心中保留”，在相对人明知时，不发生效力。通谋虚假，原则上不生效力，但其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 [3]大陆民法没有“心中保留”、“通谋虚假”的规定，但《民法通则》第55条第(二)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从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示真实”的规定看，大陆民法是禁止心中保留或通谋虚假的。但对于心中保留或通谋虚假的效果如何，法律没有规定。理论上一般认为，基于真意保留所为之民事行为，原则上发生效力，但该真意保留为相对人明知时，民事行为应不发生效力。对于通谋虚假，原则上不生效力，但其不生效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 [4]
　　那么，民法总则关于“心中保留”、“通谋虚假”效力，能否适用身份行为，在理论上有不同看法。台湾地区多数学者认为，婚姻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结婚之要件，须当事人具有真正结婚之意思，并将之表现于外者，结婚始生效力，若不具真正结婚意思如心中保留、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欠缺结婚意思，婚姻当然无效。 [5] 如 高凤仙先生认为，心中保留离婚为无效 。 [6]史尚宽先生则认为，心中保留为他方配偶所明知为无效。 [7] “心中保留及通谋虚假，并没有如德国、日本有足以排除民法总则适用之充分及明确规定”。 [8]根据上述观点，“心中保留”、“通谋虚假”则适用民法总则。但戴东雄先生 有不同看法，他虽然也认为心中保留、通谋虚伪意思表示可以撤销，但其理由不同。他认为：总则编规定的意思表示的无效和可撤销也不能径行适用于亲属身份法。身份行为也有心中保留、通谋虚伪表示、错误或误传的情形出现，此类行为也构成可撤销或无效。但是，可撤销或无效的原因并非像总则编为保护意思表示的相对人和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使然，而是因为身份行为在本质上若无真实意思则不能成立身份关系。 [9]
　　日本学者栗生武夫则认为，婚姻关系不能适用民法民法总则。“于交易契约，许其为虚伪无效之抗辩；而于婚姻，则禁止虚伪无效之抗辩，与禁止心中保留之抗辩同。盖依方式公然缔结之行为，不能因私的密约左右其效力”。 [10] 栗生武夫认为：从日本民法的规定看，“系特别限定无效及撤销之情形，而此限定情事，不得揽入‘心中保留’”。 [11] “ 一旦依方式表示婚姻意思以后，即无提出非真意抗辩之余地，纵令相对人为恶意，表意人亦不能不为表示所拘束 ”。 [12] “关于婚姻，则绝对不许心中保留之对抗。故意提出反于真意之婚姻呈报者，纵属无心，亦不能不与相对人结夫妻”。 [13]
　　我们认为，心中保留或通谋虚假系在财产法上适用的规则或原理，于身份行为或身份关系则不能适用。也就是说，心中保留或通谋虚假，在身份行为中，不能简单地认定为无效或撤销。对于一方有“心中保留”的结婚或离婚行为，不论相对方是否知道，均不能撤销。对于通谋虚假的婚姻，也不能适用民法总则认定为无效。因为身份行为重在身份事实和必要法律程式，应当采取表示主义。否则，就会影响公示的效力和婚姻的安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陈建英诉张海平“假离婚”案的请示报告的复函》认为，通谋虚假离婚有效，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总之，心中保留或通谋虚假在身份关系中原则上不能适用。
　　如2003年11月22日，罗某驾驶李某的摩托车将董某撞伤，此事经法院审理作出民事判决：由李某承担董某的医疗费1万7千余元，并对罗某承担的3万9千余元费用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进入执行程序中，董某发现李某夫妇持有2003年9月13日发给的离婚证，并对共有财产进行了分割。
　　原告董某即以当地镇政府为被告，以镇政府故意将李某夫妇离婚登记时间提前，并发出与他人离婚证编号相同的离婚证达到帮助李某逃避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的目的，损害了原告董某合法权益的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当地镇政府撤销李某的“离婚证”。 [14]
　　那么，如果经查证，当地镇政府有关工作人员确实与李某夫妇故意恶意串通，为了逃避债务，将李某夫妇离婚登记时间提前，对这种离婚是否应当认定为无效或撤销离婚呢？
　　我们认为，这种离婚本身并不违法，宣告离婚无效或撤销离婚，法律根据不足。但对于弄虚作假的事实可以纠正。
　　董某对于李某夫妇离婚问题，只涉及离婚时间的早迟或虚假问题，不涉及离婚本身的效力问题。如果查证确实属于将离婚时间提前者，则可以直接确认离婚的真实时间。董某可以真实的离婚时间为根据，主张李某夫妇承担责任，没有必要撤销离婚。因为对于董某来讲，李某夫妇离婚本身并不构成对其权利的侵害，只是由于怀疑其可能将离婚时间提前，而使其权利受到侵害。如果查证李某没有将离婚时间提前，则离婚完全是真实合法的；如果查证确实将离婚时间提前了，董某则可以据此直接主张李某夫妇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不涉及离婚本身的效力问题。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5条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这就是说，无论李某夫妇就夫妻财产和债务如何约定，只要从时间上明了确属于李某夫妻之间的共同债务，就不会影响董某追偿债务的权利，董某可以向李某夫妇的任何一方追偿。 [15]
　　但应当注意的是，对于不组成家庭的假结婚，有些国家的民法规定为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如德国民法第1314条2款5项、 [16]瑞士民法第120条、 [17]意大利民法第123条、 [18]格鲁吉亚民法第1145条即是。
　　对这种情况，我国婚姻法并没有规定为无效或可撤销婚姻。那么，对此应当如何处理呢？我们认为，可以变通处理，即按婚姻不成立处理。如崔某1987年与妻子结婚，1997年为了给小姨子办城市户口，妻子逼着崔某与小姨子领了结婚证。但双方并无夫妻生活。对此，可以认定双方无结婚真意，亦无共同生活事实，其婚姻不能成立。这样认定，可以避免与我国法定无效婚姻相冲突。同时，对于不组成家庭的假结婚，在认定婚姻是否成立时，可以借鉴格鲁吉亚民法的规定， [19]即双方既没有结婚的真意，也没有共同生活事实者，其婚姻不能成立；双方虽无结婚真意，但有共同生活事实者，则不影响婚姻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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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尚宽《民法总论》，正大印书馆，1980年版，第340页。
[2]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1版，第105页。
[3] 但德国民法没有关于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的规定。
[4]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1版第105页。
[5]蔡辉龙《论两岸婚姻条件之差异》，白沙人文社会学报，创刊号，2002年10月，第15——54页。
[6] 高凤仙《亲属法理论与实务》台湾五南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2版，第184页。
[7] 史尚宽《亲属法论》，台湾荣泰图书有限公司，第419页。
[8]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2月版，第185页。
[9]戴东雄、戴炎辉《亲属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8页。余延满《亲属法原论》，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原法律出版社）2007年8月1版，第46页，注117。
[10] 栗生武夫着《婚姻法之近代化》，胡长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59页。
[11]栗生武夫着《婚姻法之近代化》，胡长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58页。
[12]栗生武夫着《婚姻法之近代化》，胡长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58页。
[13]栗生武夫着《婚姻法之近代化》，胡长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58——59页。
[14]黄建勤《董某能否对行政机关的婚姻登记行为提起诉讼》，http://www.lihunfa.org/290w.html
[15] 离婚有效与无效的情况非常复杂，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有一章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这里只能就个别问题加以说明。
[16]郑冲、贾红梅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96页。
[17]瑞士民法典亲属法（节录）http://www.314law.com.cn/info.php?id=451。但该规定已经被删除,见殷生根、王燕译《瑞士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18]费安铃、丁玫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1版， 第47页。
[19]格鲁吉亚民法第1145条（假婚无效）规定：1.不组成家庭的婚姻可宣布无效。2.民事登记机关有权提请法庭宣布假婚无效；如一方结婚的目的不为组成家庭，则另一方有权诉请法庭宣布婚姻无效。3.如法庭审理前原登记结婚的双方事实上已组成家庭，则该婚姻不得被宣布为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