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气象条例》的决定


（2002年3月30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对《甘肃省气象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九条内容不变，分为两款：第一款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气象科技服务，应当经当地气象主管部门批准。”第二款为“凡利用传播气象信息从事经营活动的，按照省物价部门的规定向气象主管部门缴纳气象信息费。”

二、在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的“第二十九条”后增加“第一款”三个字。

三、第三十二条第（二）项的“第十九条”后增加“第一款”三个字，删去“限期交纳气象费”。

四、第三十二条第（三）项中，删去“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五、删去第三十二条第（四）项。

六、增加一项，作为修改后法规的第三十二条第（四）项，即“（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七、条例第三十二条中“处以……罚款”和“并处以……罚款”前均增加“可以”两字，改为“可以处以……罚款”和“可以并处……罚款”。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气象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附：甘肃省气象条例（2002年修正本）

（1999年5月29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2年3月30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甘肃省气象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气象工作，发展气象事业，提高气象预报服务水平，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开发利用气候资源，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气象活动以及与气象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气象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管理气象工作的主管部门，行使同级人民政府管理气象工作的行政职能，并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气象工作实施行业管理。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气象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与气象部门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地方气象事业投入体制。建设主要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的地方气象事业项目所需基本建设投资和有关事业经费，分别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并根据有关规定逐步增加投入。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气象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气象主管部门职责与地方气象事业

第六条 各级气象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

（一）贯彻实施气象法律、法规和规章，组织本行政区域内气象及其灾害防御知识的宣传；

（二）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气象事业发展规划，负责地方气象事业的建设和管理；

（三）统一管理气象预报的制作与发布；

（四）负责气象防灾减灾的技术研究和服务，归口管理人工影响局部天气工作；

（五）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重点工程、城乡建设规划的气象条件论证，指导气候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

（六）组织气象科研攻关和成果的推广应用；

（七）负责气象科技市场的开发与管理；

（八）依法查处违反本条例的行政案件。

第七条 地方气象事业项目主要包括：

（一）为地方经济建设和防灾减灾服务设置的气象机构、气象探测和通信设施、气象预报警报系统、电视天气预报制作系统、防雷防静电系统以及气象科技服务网络等；

（二）城市环境气象预报、开发利用气候资源、气象科技扶贫、节水节能和保护生态环境等；

（三）气象卫星遥测遥感技术在当地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开发利用；

（四）人工影响局部天气工作；

（五）各级政府规定的其他项目。

第八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资助、投资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参与地方气象事业建设，其经济利益和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三章 气象设施与探测环境保护

第九条 气象仪器、设施、标志、资料、探测环境等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和侵占。

第十条 气象台站探测环境应当树桩立界，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其保护范围：

（一）地面气象站观测场与四周的建筑物、树木和其他遮挡物的距离，不得少于该遮挡物高度的10倍，观测场围栏四周10米内不得种植高杆作物；

（二）各类气象台站周围的工程设施边缘与气象台站边缘环境保护的距离是：铁路路基、高压线为200米，公路路基为30米，水库等大型水体为100米，各种污染源体为500米；

（三）高空探测站四周障碍物的仰角不得超过5度，半径50米范围内不能有架空电线、高大建筑物和树木等障碍物，附近不得有无线电台或其他影响信号的干扰源；

（四）制氢房周围50米内，不得有火源和住房等建筑物；

（五）遮挡物对天气雷达天线的挡角在主要探测方向不得大于0.5度，其它方向不得大于1度。

第十一条 各级无线电和电信管理部门，应当保护气象台站的大气探测系统、天气警报系统、自动站等气象信息网络所使用的电路、信道和频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和挤占。

第十二条 气象台站的站址及其设施的安置应当保持稳定。因工程建设、城乡规划确须迁移气象台站的站址或设施的，建设单位必须在工程立项前报经省或国家气象主管部门批准；气象台站的新址由省气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选定；迁移、重建气象台站及其设施的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向城乡规划、土地、环保、无线电等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项目选址、土地征（占）用和基建项目审批手续时，对涉及影响气象探测环境的，应当征得气象主管部门同意。

禁止兴建对气象探测有影响和对仪器设备可能造成污染的工程项目或从事其他不利于气象探测环境的活动。

第四章 气象预报与服务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按照职责分工、统一制作的原则，向社会公开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林业、农垦、民航、石油等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可以发布供本部门使用的天气预报。

其他单位和个人未经气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社会发布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应当向同级人民政府提供年景、干旱趋势及重大气象灾害的分析、预测，为农业生产和防灾抗灾决策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牧区气象台站应当根据牲畜越冬、转场、产羔育幼等牧业生产需要，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第十六条 省气象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所属气象机构开展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加强卫星遥感技术在监测山区积雪、森林火情等方面的应用。

第十七条 气象部门应当根据协议做好为军事、国防、科学实验和其他特殊任务的气象服务工作。

第十八条 气象部门根据用户需要提供的各类专业、专项气象服务，实行有偿使用制度。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气象科技服务，应当经当地气象主管部门批准。

凡利用传播气象信息从事经营活动的，按照省物价部门的规定向气象主管部门缴纳气象信息费。

第五章 气象灾害防御与气候资源利用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气象灾害监测和预警系统，建立健全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体系。

第二十一条 气象台站应当严密监测干旱、冰雹、暴雨、暴雪、大风、强沙尘暴、寒潮、霜冻等重大灾害性天气，并将监测信息及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气象灾害发生后，应当及时采取抢救措施，组织抗灾救灾，并调查核实气象灾情，报告上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人工影响局部天气工作规划，建立相应的协作制度，并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负责人工影响局部天气作业的实施和管理。军队、民航、通信、交通、公安等部门应当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气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进行人工增雨（雪）、防雹等作业。

人工增雨（雪）和防雹等所需经费由地方人民政府或受益者提供。

第二十四条 气象主管部门负责雷电灾害的防御管理工作；参与防雷防静电建筑物、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定期对防雷防静电安全设施进行检测。

禁止使用未经检测和检测不合格的防雷防静电设施。

第二十五条 气象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经营性充灌施放广告、庆典氢气球的管理，定期对经营者进行技术资格检查。

从事经营性充灌施放广告、庆典氢气球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过气象主管部门的技术资格认定。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气候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制定中长期规划。气象主管部门根据规划提出开发利用、保护气候资源和推广应用气候区划的建议，并参与实施。

第二十七条 具有环境影响评价资格的气象机构，根据建设单位的要求，进行工程项目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其他单位承担大气环境影响评价项目时，应当使用气象主管部门直接提供的气象资料。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使用非气象主管部门提供的气象资料，应当经气象主管部门审查、鉴定。未经审查、鉴定的，不得使用。

第六章 气象行业管理

第二十八条 各级气象主管部门应当通过规划、协调、指导、监督和服务，实施气象工作的行业管理。

各类气象台站应当依据资源共享、互惠互利的原则，加强天气联防，进行技术协作与交流。

第二十九条 传播媒介向社会公开传播转发的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应当是省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直接提供的适时气象信息，并注明信息来源和时间。信息内容不得随意改动。

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应当按照所商定的时间、内容和画面，保证气象预报的播出。因特殊情况确需改变的，必须事先征得气象台站同意。

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临时发布的重大灾害性天气警报及其订正的气象预报，新闻传播媒介应当及时播放。

第三十条 气象台站和大型气象仪器设备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

从事气象探测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执行全国统一的气象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并接受同级气象主管部门的指导与监督。

第三十一条 技术监督部门授权的县级以上气象计量仪器检定机构，应当定期对气象专用计量器具进行检定。

禁止使用未经检定、检定不合格或超过有效期的气象专用计量器具。

第七章 罚则

第三十二条 下列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实施：

（一）违反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其消除影响，可以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至3倍罚款。

（三）违反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以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第三十三条 违反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会同公安、土地等部门依法处罚。

违反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罚。

第三十四条 气象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尚未构成犯罪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较重，依法追究民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气象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及完善

彭德才


摘要：根据现行刑法及司法解释对恶意透支犯罪行为的规定，构成恶意透支犯罪，主观上必须以非法占有目的为要件；客观方面必须有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数额较大的行为。“规定限额和规定期限”的认定应当以发卡机构与持卡人之间的约定为标准；“催收不还”不应成为认定恶意透支的必备要件，对于透支后逃避追查的持卡人，在认定其恶意透支时不应以催收为必要；恶意透支入罪数额的标准可以适当提高；应规定单位可以成为恶意透支犯罪行为的主体；恶意透支犯罪行为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信用卡诈骗行为，对恶意透支犯罪行为可单独定罪。
关键词：透支限额、透支期限、催收不还、数额较大、单位犯罪　

现行刑法典规定：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恶意透支与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一起作为信用卡诈骗罪的法定行为表现。本文主要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及完善作一粗浅分析，抛砖以引玉。

一、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
（一）超过“规定的限额、期限”透支
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构成恶意透支的条件之一是“超过规定的限额、期限”透支。透支限额指持卡人可透支的最高限额；透支期限指持卡人可透支款项的最长期间。如果持卡人超过规定的限额透支，发卡机构可随时催收持卡人偿还透支款项，如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予偿还透支款，则构成恶意透支。如果持卡人在规定的限额内透支，发卡机构也会按约定给持卡人寄送对帐单，催告持卡人在一定的期限内归还透支款，如果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偿还透支款，也构成恶意透支。

（二）催收不还
如前所述，持卡人经发卡机构催收后不归还透支款项是构成恶意透支的必备要件之一。至于如何认定“催收不还”，学界存在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以催告次数为标准,银行对持卡人的透支一般实行三次催告，第一次发出书面通知催告还款，第二次工作人员上门索要，第三次诉请法院发出支付令，若三次催收无效，即可认定拒不归还。① 　另有学者认为，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作为认定的标准，即“收到发卡机构催收通知书之日起三个月仍不归还的行为”是催收不还。② 　第二种见解是学界的通说。

（三） 数额较大
只有催收不还的透支款项达到数额较大的，才可能构成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罪。至于数额较大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根据2001年1月21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之前，可参照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来认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恶意透支5000元以上为数额较大，恶意透支5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恶意透支2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持卡人在银行交纳保证金的，其恶意透支数额以超过保证金数额计算。

（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构成恶意透支犯罪，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何认定恶意透支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笔者认为，应当结合持卡人的客观行为及其他主客观因素综合加以认定。如果持卡人超过规定的限额或规定的期限透支，经过银行的催收后仍不归还，一般就可以推定持卡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从而成立恶意透支。但是如果被告人确有事实证明其不归还的原因不是主观上不想归还，而是由于其他客观因素导致无法返还或不能返还，则因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而不成立恶意透支。③

二、恶意透支犯罪的立法完善
（一）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构成的完善
１、“透支限额、透支期限”标准的明确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发卡银行应当遵守下列信用卡业务风险控制指标：（一）同一持卡人单笔透支发生额个人卡不得超过2万元（含等值外币），（二）同一账户月透支余额个人卡不得超过5万元（含等值外币），（三）外币卡的透支额度不得超过持卡人保证金（含储蓄存单质押金额）的80％，（四）从本办法施行之日起新发生的180天（含180天，下同）以上的月均透支余额不得超过月均总透支余额的15％；第四十六条规定：准贷记卡的透支期限最长为60天，贷记卡的首月最低还款额不得低于其当月透支余额的10％。《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关于信用卡透支最高限额（包括单笔透支限额和月透支限额）和透支最长期限的规定是其他发卡机构制定信用卡章程的规范，发卡机构关于信用卡透支限额和透支期限的规定可以在《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内浮动。因此便出现了不同的发卡机构信用卡章程规定的透支限额、透支期限各不相同的现象，同一银行发行的不同种类的信用卡透支限额和透支期限也不相同。例如1994年9月1日起生效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龙卡章程》第十一条规定：持卡人应保持足够的信用卡存款余额以备使用，如因购物消费急需，可以在规定的限额内透支，由银行提供消费信贷服务，透支金额和利息须在30天内归还，金卡帐户透支限额10000元，普通卡帐户透支限额，单位5000元，个人1000元。1996年4月1日起实行的《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第九条规定：持卡人应在帐户中保持足够余额以备支用，如有急需可以在规定的限额内透支，由银行提供信贷服务，透支金额和利息须在三十天内归还，金卡帐户透支限额五千元，普通卡帐户透支限额一千元。
透支限额和透支期限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有学者认为应统一以《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为标准,而不能分别以发卡机构与持卡人之间签订的信用卡领用合约的规定为标准，主要理由是领用合约本质上是民事合同，以民事合同规定的标准作为刑事犯罪的罪与非罪的衡量尺度之一，从法理上看不尽合理。④ 　 笔者认为，认定透支限额和透支期限应以信用卡领用合约的规定为标准。理由是，首先，信用卡领用合约的规定并不会成为认定恶意透支犯罪罪与非罪的尺度。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要以“数额较大”为要件，此“数额较大”指的是持卡人经发卡机构催收后不予归还透支款的“数额较大”，而不是指超过规定的限额透支“数额较大”，因此，认定罪与非罪最终是看持卡人恶意透支的数额是否达到了入罪的标准，与信用卡领用合约对透支限额和透支期限的规定无关。其次，如果以《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作为认定透支限额和透支期限的标准，将导致许多实际上的恶意透支犯罪行为不能得到刑法制裁。假设某甲持有建设银行龙卡，属于普通账户，按建设银行龙卡领用合约的规定，其透支限额是1000元人民币，但是某甲采取突击消费，透支了5000元人民币，按照建设银行的规定，这种行为构成“超过规定的限额透支”，银行便会对某甲催收透支款项，如果某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规定的期限内不予归还透支款项，便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但是如果以《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作为认定透支限额和透支期限的标准，则是另外一种情况，《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同一持卡人单笔透支发生额个人卡不得超过2万元（含等值外币），同一账户月透支余额个人卡不得超过5万元（含等值外币），某甲的行为便是在许可的透支限额内透支，属于善意透支行为，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为了避免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应该明确规定“透支限额、透支期限”的认定应以各发卡机构的信用卡章程或者发卡机构与持卡人之间签订的领用合约为标准。

2、“催收不还”规定的完善
根据刑法的规定，行为人尽管已经实施了超额或超期的透支行为，但经发卡机构催收后加以偿还的，则不能认定为犯罪。“催收不还”这一限制性条件的设置一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业带来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对恶意透支这种本质上源于金融业固有风险的投机行为，应限制使用刑罚，而“催收不还”这一要件恰有此功能，而且“催收不还”要件使恶意透支发生了质变，使它由不确定的金融风险变成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对这种已确定的关系的标的——财产权的侵犯，是刑罚发动之源。⑤ 　立法的这一规定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同时便于司法操作。
但是，立法的这一限制性规定是否科学，学界也早有争论。有的论者认为，规定此一要件不利于发卡机构防范化解由恶意透支造成的金融风险，并对此作了具体论证，理由大致如下： (1)实践中，发卡机构是否催收难以认定，持卡人往往以各种理由否认银行曾经催收，使银行处于不利；(2)由于流动人员等因素，银行催收找不到持卡人；(3)“催收不还”含义不明确，催收后多长时间为“催收不还”，部分归还是否视为“催收不还”？(4)持卡人申领时已了解有关透支的规定，对“明知故犯”的行为不必再附加任何条件就可确定其为违法行为，如再附加条件，无疑是对已有规定的否定；(5)会给持卡人造成“规定可不遵守”的印象，既不利培养持卡人守法观念，也不利于有关规章的执行。⑥
还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将导致对于一些事实上银行无法催收而行为人主观恶性极大、透支数额巨大甚至特别巨大，危害后果严重的透支案件打击的不力。比如，持卡人领取信用卡后，并不是用于正常的消费、透支，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连续突击异地消费取现，并将其挥霍浪费，或是携款潜逃，透支数额特别巨大，明显超出其偿还能力，这时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已昭然若揭，但在银行催收之前以及催收期间，由于其透支行为不符合恶意透支“经银行催收不还”的客观条件，司法机关无法及时采取行动，对其既不能拘留、逮捕，也不能扣押、冻结其财产，待到催收不还后再立案查处，犯罪分子则可能利用催收期间的空隙而逃之夭夭，司法机关只能坐失良机，为时已晚。⑦
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质疑是有充分道理的。“催收不还”作为认定恶意透支必备要件的规定确实给司法实践带来难题。其实，在刑法对恶意透支的概念明确规定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16日）的司法解释对恶意透支的规定是：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明知无力偿还，透支数额超过信用卡准许透支的数额较大，逃避追查，或者自收到发卡机构催收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仍不归还的行为。从该解释可以看出，“催收不还”只是认定恶意透支的一个选择性条件，如果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明知无力偿还，透支数额超过信用卡准许透支的数额较大，逃避追查，也可以认定持卡人构成恶意透支。相比较而言，原来司法解释的规定更具有合理性，“催收不还”不应该成为认定恶意透支行为的必备要件，而应该规定为选择要件，对于行为人逃避追查的，不应以“催收不还”为必要。

３、“数额较大”规定的完善
根据刑法学界的通说，目前对何谓恶意透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依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较为适宜，即以恶意透支5000元以上为数额较大，恶意透支5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恶意透支2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但是，这一规定显然已落后于现实情况。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于1999年3月1日起实施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发卡机构应当遵守下列信用卡业务风险控制指标：个人卡同一持卡人单笔透支发生额不得超过2万元，个人卡同一帐户月透支余额不得超过5万元（含等值外币）。第四十六条规定，准贷记卡的透支期限最长为60天。根据这一规定，发卡机构在发卡时可以与持卡人约定最高月透支额为5万元。按透支期限为2个月计算，则2个月内透支10万元还是合法的，故目前关于恶意透支构成犯罪的起点规定较低，有待修改。因为恶意透支行为和信用卡诈骗罪的其他犯罪手段行为相比，无论主体、客观方面，还是主观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因此可以规定较高的数额标准。

４、犯罪主体的完善
现行刑法规定恶意透支犯罪行为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而不包括单位在内。对现实中存在的单位犯罪行为，不能追究单位信用卡诈骗罪的刑事责任，也不能追究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信用卡诈骗罪的刑事责任，而只能按一般的民事案件处理。（有学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即使单位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仍然可以追究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信用卡诈骗罪的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应规定单位可以构成恶意透支犯罪行为的主体。首先，单位恶意透支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其次，单位恶意透支行为相对于自然人恶意透支而言，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为单位可透支额度更大。最后，对单位恶意透支行为予以犯罪化可以更好地维护信用卡管理秩序。

（二） 恶意透支犯罪行为罪名的完善
恶意透支犯罪与使用伪造的信用卡、骗领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的诈骗构成的信用卡诈骗罪存在诸多不同之处：首先，犯罪主体的不同。恶意透支行为人只能是信用卡的合法使用人，其他人只能作为犯罪参加人加以考虑；⑧ 　而后者则是非合法持卡人所为。其次，前者的实质是非法透支，它以真实有效的信用卡作为犯罪工具，主要侵害的是信用卡发行人与持卡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从根本上破坏了信用卡制度，妨碍了利用信用卡从事正常的交易活动；后者的实质是欺诈，发卡机构与诈骗行为人本来就不存在信赖关系。再者，犯罪客观方面的特殊性。从司法认定的角度，恶意透支有一个从民事法律关系到刑事法律关系的转化过程（但从存在论上，不存在此转化）；而后者则是直接构成刑事法律关系。⑨
从国外立法来看，许多国家刑法是将这种实为恶意透支性质的滥签信用卡的行为作为独立犯罪规定的，如德国、瑞士。德国第二次抗制经济犯罪法案将有权利的所有人滥用支票卡和信用卡的行为，作为单独的犯罪构成规定进德国刑法典第266b条，该条规定：因持有支票卡或信用卡，而被授予权利，在消费后，由发卡机构担任付款，如持有人滥用此种权利，并导致发卡机构的损失，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科罚金。瑞士刑法典第148条规定：虽无支付能力或无支付意愿，但仍使用信用卡或类似支付工具，意图获得财产价值上的好处，并因此损害支票出具商的财产利益，如果支票出具商和协议企业采取针对滥用支票的措施的，处5年以下监禁刑。行为人以此为职业的，处10年以上重惩役或3个月以上的监禁刑。
基于上述理由，刑法有必要对恶意透支行为单独设置罪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