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经纪人条例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登记与管理
第三章 经纪活动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发挥经纪人的作用，规范经纪行为，保护经纪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经纪人，是指为促成他人交易而从事居间、行纪或者代理等经纪业务，并收取佣金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经纪活动的当事人，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第四条 经纪人从事经纪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经纪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登记与管理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包括地区行政公署）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经纪人的资格认定、登记注册，依法对经纪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
第六条 申请领取经纪资格证书的公民，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具有从事经纪活动所需要的法律知识和专业知识；
（三）有固定的住所；
（四）申请经纪资格之日的前3年内没有犯罪或者经济违法行为。
具备前款规定条件的公民，申请领取经纪资格证书的，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考核批准，方可取得经纪资格证书。
第七条 从事房地产、技术贸易、广告、商业性演出等国家有专项规定的特殊行业经纪业务的，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经纪资格证书。
符合本条例第六条规定条件，已取得经纪资格证书的人员，要求从事前款规定的特殊行业经纪业务的，应当经有关部门依照国家规定考核合格后，再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发给专业经纪资格证书，方可从事专业经纪活动。
第八条 经纪人事务所由具有经纪资格证书的人员合伙设立。
设立经纪人事务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业务场所；
（二）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5万元；
（三）有2名以上取得经纪资格证书的人员作为合伙人发起成立，专门从事某种特殊行业经纪业务的，还应当有4名以上取得相应专业经纪资格证书的专职人员；
（四）合伙人之间订有书面合伙协议。
法律、法规对前款内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经纪人事务所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责任。合伙人对经纪人事务所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九条 经纪公司是负有限责任的企业法人。
设立经纪公司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固定的业务场所；
（二）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10万元；
（三）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其中取得经纪资格证书的不得少于5人，专门从事某种特殊行业经纪业务的，还应当有4名以上取得相应专业经纪资格证书的专职人员。
法律、法规对前款内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成为个体经纪人：
（一）有固定的业务场所；
（二）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2万元；
（三）取得经纪资格证书；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个体经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经纪活动，并以个人财产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除经纪人事务所、经纪公司、个体经纪人外，其他经济组织从事经纪活动，根据其经济类型、业务范围等具体情况，分别参照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条件执行。
第十二条 取得经纪资格证书的人员，可以与经纪组织签订书面合同，以经纪组织的名义开展经纪活动，由其代办结算、扣缴税费，按规定或者约定缴纳保证金、服务费。
第十三条 机关和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的工作人员，不得从事经纪活动；要求从事经纪活动的，必须向单位辞去职务。
第十四条 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至第十一条规定条件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经纪活动。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登记注册申请或者变更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核准登记注册或者不予核准登记注册的决定。
第十五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加强对经纪人和经纪活动的监督管理，经纪人应当接受监督检查，提供检查所需的文件、帐簿、报表和其他有关材料。
第十六条 经纪人可依法组织经纪人协会，实行行业自律管理，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并协助主管机关对经纪人的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章 经纪活动
第十七条 经纪人按照核准的经纪业务范围，可以从事商品、房地产、技术贸易、广告、商业性演出等领域的经纪活动。
第十八条 经纪人在经纪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收集、利用商业信息；
（二）要求委托方提供真实的相关资料；
（三）完成经纪业务后按规定或者约定获取佣金或者要求支付经纪活动费用；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九条 经纪人在经纪活动中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如实介绍交易有关情况；
（二）妥善保管当事人交付的样品、保证金、预付金等财物；
（三）按约定为当事人保守商业秘密；
（四）依法缴纳税费；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条 经纪人从事经纪活动，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超越核准的经纪业务范围从事经纪活动；
（二）为无履行能力或者无签约能力的人充当经纪；
（三）为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的产品，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的产品，掺杂、掺假或者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产品，以及法律、法规禁止市场流通的其他商品和服务充当经纪；
（四）签订虚假合同；
（五）采取胁迫、欺诈、行贿和恶意串通等违法手段进行经纪；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经纪人开展业务时，应当与委托人订立书面经纪合同，并按约定提供服务。
第二十二条 经纪合同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经纪事项；
（二）提供经纪服务的要求或者标准；
（三）佣金数额和给付时间、方式、经纪活动的费用分担；
（四）经纪合同的履行期限；
（五）违约责任和纠纷解决方法；
（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三条 经纪人与委托人所订立的经纪合同载明以提供订立合同的信息为服务内容的，经纪人履行经纪合同后，即可要求委托人给付佣金。
经纪合同载明以充当订立合同的中介为服务内容的，在委托人与相对人订立合同前，经纪人不得要求委托人给付佣金。
第二十四条 因经纪人充当订立合同的中介而使委托人与相对人订立合同的，经纪人不承担代委托人履行合同的义务。

第二十五条 委托人要求经纪人不将其姓名或者名称告知相对人，经纪人同意后，即承担不告知的义务。
经纪人依照前款规定进行经纪活动时，委托人如不履行与相对人订立的合同，经纪人负有向相对人履行合同的责任。经纪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委托方追偿。
个体经纪人和经纪人事务所从事经纪活动，不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二十六条 经纪人开展经纪活动应当设立财务帐簿，载明开展业务所支出的费用、收取的佣金以及按照国家规定应当载明的其他内容。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经纪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委托人给付佣金及承担经纪活动的费用；造成委托人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给所在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核准登记，擅自从事经纪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纪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经纪人事务所、经纪公司录用无经纪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经纪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无经纪资格证书的人员停止经纪活动，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对经纪人事务所、经纪公司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未取得经纪资格证书，擅自从事个体经纪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纪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其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直接责任人经纪资格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由财政、税务机关依法处罚。
第三十二条 罚没处罚应当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没收据，罚没收入一律上缴同级财政。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四条 经纪人与委托人发生经纪合同纠纷时，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解决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在经纪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仲裁协议的，可依法向人民法
院起诉。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施行前已取得经纪资格证书和从事经纪活动营业执照的，应当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重新申办经纪资格证书和营业执照。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1996年8月1日起施行。



1996年6月21日
对待社区矫正：冷静但不必杞人忧天

宋立军

人民法院报5月8日第二版发表了苏桂英同志的文章《“社区矫正”不要矫枉过正》。该文从另一个角度，给社区矫正工作“泼冷水”，泼得好。听到不同意见，不管它对不对，我们的态度都应如沐春风。因为它能促使我们冷静地认识问题，慎重地开展工作。正如苏文末尾所说，这是为了给正沉浸其中的人“提个醒”，这支“冷静剂”打得及时。但是通读该文，也不难发现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社区矫正从国外引入中国，是一个法律移植的事件。因而我们不能不对“供体”与“受体”间的异同作全面的了解和分析。倘异大于同，那是万万不可移植的。有如鸟的心脏怎能移植到人身上呢。从我国目前社区矫正的试行情况看，中外的社区矫正不同之处是有的。如，推动社区矫正的力量来源上即有明显区别。在西方国家，社区矫正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探索，是以民间创新带动国家行动。美国的缓刑，就是由波士顿一个叫奥古斯塔斯的鞋匠独创的，因而他被称为美国的“缓刑之父”。直到去世时，他作了18年缓刑观护人员，按今天的话讲，就是社区矫正志愿者。为了做好这项义务工作，即使生意陷入了困境，他也在所不惜。通过他的努力和影响，在他去世后第20个年头（1878年），马萨诸塞州出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缓刑法规，并确立了缓刑观护官的法律地位。在英美法系国家，只要个人请求合情合理，当地的法官就可以依据“自由心证”原则，突破法律，支持个人请求。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一个普通的鞋匠竟能独创出一种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的原因之一。而依我国的法律传统，只能采取“自上而下”的推动。

诸如此类的不同，的确需要我们在社区矫正移植过程中冷静考量。苏桂英同志恐怕就是担心，以目前的国情、社区发展的现状以及人的素质论，一旦移植出现机体“不适”或“变异”，必给“受体”带来致命伤害。但是，就我国移植社区矫正这一法律制度而言，“供体”与“受体”之间是否有更多的兼容性和同构性（以下简称“兼同”）呢？回答是肯定。

为了使我的阐述更有针对性，我想分别对应苏文中的四个“担心”来说明这个问题。

兼同之一：“斗争哲学”已经让位于“人权人道”，让位于“宽容互助”。

法国经过了历次专政，法国人从“断头台上的平等”中终于幡然醒悟，诞生了伟大的《人权宣言》。人们意识到：“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过于强调专政，就是漠视人权。我们过去的“群众专政”（苏桂英同志认为极可能发展为“业主专政”），在今天已经没有生存的土壤。不仅生活中人道的情感渐多，就连宪法也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尽管重刑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刑罚已经一步步走向轻缓，是从野蛮走向文明，而不是苏文所担心的“从文明走向野蛮”。过去，罪犯的子女是抬不起头的。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得到了社会的同情和帮助。从这个侧面看，我们的国民已经逐步从僵化的“斗争哲学”中走出来，人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复苏。据史料记载，奥古斯塔斯就是“一位自信心甚强，并具有充分热忱及深遂同情心的人”。毫无疑问，“人权人道”、“宽容互助”已经成为中西方思维共容的起点。没有淳朴的民心，就没有社区矫正。

兼同之二：社区矫正可以促进社区建设，进一步强化公民的责任感。

“解铃还需系铃人。”法律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问题。对于个体的犯罪，罪犯周围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犯罪这种社会问题关键还是靠社区成员去协助“案主”解决。从社会学角度看，我们曾一度过于强调政府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忽视社会组织调节的作用。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市民社会（主要体现在社区建设上）发展缓慢，特别是城市社区建设中人们彼此缺乏认同感和依赖感，也就是苏文中所讲的：“社区居民都很忙，邻里之间很少往来”。而西方社区矫正是产生于市民社会的。奥古斯塔斯这样的人物，很显然是市民社会培养出来的人。只有市民社会才能倡导每个社会成员之间彼此负责任，而不是把责任推给政府。很显然，我们也要尽快构建市民社会，特别是加强社区的建设。应该说，近几年我国的社区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都选在社区建设良好的地区。从社区矫正工作的调研经历中不难发现，社区矫正工作与社区建设是互动的关系。联合国有关机构提出社区建设的十项基本原则中的第三条规定：“在推行社区发展的初期，改变居民的态度和物质建设同样重要。”社区矫正的实行，就是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居民的态度。如前所述，“无人专政”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同时“无人专政”也并不等于“无人问津”。罪犯的家人、亲属、朋友、社区上的热心人，他们虽然不是“法律内行”，但是他们更能从情感上拉近与社区矫正对象的距离，更能从日常的细微之处关爱社区矫正对象，这些是专业司法人员所不具备的天然素质。至于“小脚侦缉队员”已经成为昨日黄花，至少我所生活的社区以及我所调研的社区中社区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中青年轻人。退一步讲，即便是“小脚侦缉队员”，她们的阅历和热情也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能温暖浪子之心。更为重要的是，如今她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苦口婆心”了。这种母性的力量绝不可小视。此外，我国的社区矫正是从上而下推动的，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有关部门怎么可能不作为呢？只不过他们的作为更多地体现在依托社区上，更多体现在对社区中的矫正工作者和志愿者进行指导上。因而，社区矫正不可能变成 “无人专政”（我认为这里换成“无人问津”要好些，只是借用一下而矣）。

兼同之三：社区矫正中的“公益劳动”不能等同于“无薪劳动”。

我们都知道，罪犯在监狱里不是无偿劳动，尚不存在剥削的问题，怎么社区矫正竟会“倒行逆施”呢？这是用落后了的眼光看新事物。在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公益劳动突出它的公益性，而不是功利性。公益劳动是要求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从事一定时数的工作与服务，以对被害人、社区进行一定的补偿。从国外的实践看，大体包括收集垃圾、清理街道、修理公共设施、照顾幼儿、医院医疗协助等。我国社区矫正的公益劳动场所也不设在营利场所内，只能选择敬老院、公共健身场地、公共绿地等。公益劳动的时间有严格限制，且不得占用矫正对象正常的工作时间，根本就不存在“薪”与“非薪”的问题。更不允许社区的经济实体、社区人员“享受（剥削）罪犯的劳动成果”。因为矫正对象的权利与社区其他成员一样，是不可侵犯的。在国外，社区矫正对象的公益劳动与私人监狱内的劳动不同。在欧洲一些国家，公益劳动是用来替代短期自由刑或折抵罚金的。不过，我们还真得“防患于未然”，特别是警惕落后地区变“社区矫正”为“社区专挣”。

兼同之四：社区矫正不是掩盖而是解决“监管顽症”。

不可讳言，由于国家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国在监管罪犯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超押现象非常严重，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其实，这是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机制。近年来，联合国在对全球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分析中，几乎每年都要提到解决监狱拥挤的行动方案。那就是尽量减少监禁刑，采取监禁的替代措施。可以说，不解决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其他问题都免谈。台湾学者杨士隆先生指出：从世界范围看，在诸多见解中，“转向处遇”是纾缓监狱拥挤的最为有效的策略。它可以分为“前门策略”和“后门策略”。前者诸如大量适用缓刑等措施，后者如提高减刑、假释比例等。可以说，要想在多重压力下解决“几十年”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任何人任何时候也做不到。因而，从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出发，将社区矫正移植到中国来，实在是非常必要，而不是“饮鸩止渴”。

说了这么多，并不是全盘否定苏桂英同志的观点，而是旨在倡导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面对社区矫正这样的新生事物，保持冷静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因此而杞人忧天，尤其要充分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本文已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5年5月15第二版)


作者：宋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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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文——《“社区矫正”不要矫枉过正》

“社区矫正”不要矫枉过正

苏桂英

“罪犯”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是应该“坐牢”、“蹲监狱”。不过，“社区矫正”的出现正在改变这种传统观念，一些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可以“回家服刑”。“社区矫正”彰显了刑罚的社会化、执法的人性化和矫正的文明化。试行“社区矫正”是对传统的监狱内监禁式刑罚执行方式的重大变革。